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国际上抵制的声音甚嚣尘上，某些极端政客也出于不同目的推波助澜。对此，笔者必须严正指出，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宣布抵制北京奥运无异于向中国宣战，其灾难性后果正如英国《泰晤士报》文章所说，“抵制（北京）奥运会非同小可，犹如使用核武器。”抵制北京奥运必然会引起中国民众的极大反感乃至仇恨，其后果是很难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内消除的。
　　
　　笔者绝非危言耸听。须知，北京奥运“承载着中国复兴的辉煌”，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赋予北京奥运深重的民族内涵。中国政府稍有懈怠就会激起民众的强烈批评，所以政府和执政党必须慎而又慎地办好奥运以向国民交待。
　　
　　这绝对无可厚非。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奥运主办国都会殚精竭虑，否则都无法向其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交待。公关公司沃尔夫亚洲集团总裁戴维•沃尔夫说：“在1984年洛杉矾奥运会开幕式上，我就站在里根总统的旁边。我可以告诉你，每个国家都会展示自己光辉的一面，而且早在开幕式之前就开始了。”
　　
　　正是抓住了中国重视奥运的心理，某些国际势力试图借机“修理”中国。譬如，美国就有学者叫嚣“现在到了开始羞辱中国的时候了！”这属于典型的“战略敌意派”。在这类人眼里，中国永远都是荒谬的，永远都是不可饶恕的。某些西方政客幻想，现在是打“奥运牌”向中国施压，逼迫中国在其他方面妥协的最好时机。
　　
　　中国有个成语叫“趁火打劫”，意思是“在发生大火的时候趁乱偷盗、抢劫”。在中国文化中，这是必须严厉打击的可耻行为。西方某些政客的言行颇有些“趁火打劫”的味道。
　　
　　中国社会学者孙立平提出过“问题化”概念，大意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发现人们之间的真实关系；只有出了“问题”后才能看清真实的人际关系。这和英语中的“Afriendinneedisafriendindeed”异曲同工。在北京奥运问题上，各国的表态让中国政府和人民看清了谁是可以信赖的朋友。换句话说，北京奥运是块难得的试金石。
　　
　　某些抵制北京奥运的人士认为，既然汉城奥运会前国际压力能够促使韩国走上民主之路，对中国施压也许可以逼迫它改变政治体制。对于这些人，我必须说，他们缺乏对中国最基本的了解。中国是中国，韩国是韩国，二者不可相提并论。
　　
　　2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中国的变革不会朝西方所希望的方向进行。德国《新德意志》近日引述德国社会哲学家奥斯卡•内格特的观点说，“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延续‘孔子的公共伦理’，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任何复制都不能持久，并且到头来破旧可能多于立新。”美国《洛杉矶时报》的官方网站近期也发表文章说，“中国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来积累财富和解决许多国内问题。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一个大国。”
　　
　　目前的中国正在逐步形成这样的共识：一是中国需要民主，二是中国的民主制度必须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三是中国的民主进程应该是渐进式的。
　　
　　遗憾的是，西方某些国家虽然对内实行民主，对外却是地道的专制思维：你中国必须采纳我们西方的民主制度；你中国无权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政治制度；你中国背离我们西方的民主模式就是公然和“世界文明”对抗。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显然是霸权主义的行径，是“对内民主，对外独裁”的双重标准，是注定要失败的意识形态做派。
　　
　　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发表英国诺丁汉大学郑永年教授的文章指出，“在外交方面，西方如果不断把奥运会政治化，最终必然成为输家。”这才是透彻了解中国文化的学者对西方世界善意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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