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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 四川地震与中共传播策略
作者：毕研韬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08-6-20

　　这次四川地震的救援组织工作，中国政府的表现可圈可点。笔者认为，政府的救援工作信息透明，传播策略有了长足进步，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有了一定保障。但是，中国政府的表现离国内外期望仍有较大距离，中国的传播理念和策略尚有较大改进空间。
　　
　　可喜的进步
　　
　　大致说来，这次中国政府在信息传播方面的进步体现在如下方面：
　　
　　信息披露及时、全面。地震发生18分钟后，新华社就发布了首条新闻，CCTV的实时报道24小时滚动播出，密集的新闻发布会更是系统全面地披露了相关信息。
　　
　　国内新闻媒体共同报道令人鼓舞。新华社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各级各类媒体各领风骚。《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称，“中国政府允许媒体对灾难进行公开报道把所有人的心紧紧连结在一起。”
　　
　　境外媒体的采访报道权受到了保护。路透社的评论说，“四川地震后，北京允许外国记者自由进入震区中心，他们发回的报导对于中国改善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大有好处。”
　　
　　中国政府的政治传播策略有了明显改善。中国已开始尝试新的传播理念和策略，媒体策略日趋主动。举例说，中国两次由民意支持度较高的温家宝总理宣布预计伤亡人数（请注意，是事先宣布可能的死亡人数，而不是在核实之后宣布）。就连西方政客比较擅长的sound-bites、photo-opportunities等形象塑造手段都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中国的媒体和广大网民日趋成熟。在地震面前，新闻媒体和普通民众都展示了空前的冷静、理性、团结与友爱。“汶川地震，中国网民自律公约”呼吁，面对地震“不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不盲动、不悲观、不恶搞、不冷漠、不无知、不谩骂”。各地网民群策群力，以实际行动参与抗震救灾。当然，笔者注意到，西方也有媒体批评中国网民缺乏宽容与理性。
　　
　　政府的社会动员、资源协调工作空前高效。由于政府措施得当、信息透明，公信力得以保障，政府利用信息传播引导舆论、组织协调各类资源的社会动员工作比较成功。
　　
　　前进的动力
　　
　　西方观察家对中国传播策略的变化既表示欢迎，又感到吃惊：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中国的变化？笔者认为，这一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是举办北京奥运会的需要。早在申办奥运会之际，中国就承诺改善信息流通环境。而今天北京奥运会召开在即，西方社会因认为中国政府未能兑现其承诺而对中国政府持续施压。这恰如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JacquesRogge）所说，四川地震后中国的开放态度是由八月的奥运会间接促成的。
　　
　　这是中国既定改革方案的一环。在去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议上，胡锦涛宣称“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今年五月一日生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知情权和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可以说，四川救灾工作的空前透明是对该条例的模范贯彻。
　　
　　这是中国人民的强烈需要。有人说，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与落后的体制之间的矛盾。在此语境下，中国政府积极回应民意，加大政府信息开放步伐，从本质上讲是强化自身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的努力。
　　
　　这是对今年三月爆发的西藏骚乱的反省。中国政府在三月西藏骚乱中采取的拙劣透顶的传播策略，加剧了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的被动局面，为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增加了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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