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他明确要求，对内要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外要大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胡锦涛的讲话凸显了中国改进管治理念与手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今年3月，中国在西藏事件上僵化落后的传播策略，受到某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挞伐，给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增加了变数。5月，中国政府在四川地震处置上的良好表现，赢得了国际主流民意的赞赏，初步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经验和教训都表明，中国的传播策略和手段亟需从粗放式向集约型转变，亟需在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上与时俱进。这是攸关中国长治久安和国际生存空间的重大课题，是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的中国人不能不思考的现实课题。
　　
　　一、解放媒体就是提升国力
　　
　　在信息社会里，信息的生产和流动事关政府和政策的合法性基础（legitimacy），事关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信息战已不仅是战争等非常状态下的对抗形式，控制信息流动已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换言之，信息的生产与管制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softpower)以及最近美国“聪明实力委员会”提出的“聪明实力”（smartpower）的核心都是国家信息能力。
　　
　　事实上，美国的“软实力”或“聪明实力”与我国儒家的“王道”与“霸道”、欧洲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或“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不谋而合。葛兰西（AntonioGramsc）把“古典马克思主义学说”（classicalMarxism）的“上层建筑”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争霸论”(culturalhegemony)：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总是试图劝诱被统治者接受主流文化观、价值观，但这个“制造同意”的过程是在文化领域里通过协商、对抗完成的。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则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stateapparatuse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无法单独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越发达，“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就越突出。哈贝马斯（JürgeHabermas）确立了国家——市民社会——公共领域（publicsphere）的三元结构论，并系统论述了“公共领域”的主要功能是确立合法性。
　　
　　虽然“软实力”和“聪明实力”着眼于“全球治理”，而“后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国内社会，但随着“公共领域”的全球化，“后马克思主义”对全球治理的指导意义正日益彰显。为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指出，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军事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今年3月份爆发的西藏骚乱就是有力的佐证。
　　
　　加拿大经济历史学家、媒介学者英尼斯（HaroldAdamsInnis）曾指出，传播是社会控制的手段。美国学者罗伯特•福特纳(RobertS.Fortner)进一步把社会控制分为国内架构和国际架构两种。在国内，传播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目标，建立并推行行为准则，确立“四政”（政党、政权、政客和政策）的合法性；在国际上，传播的首要任务是影响他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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