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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研韬] 解放媒体 复兴中华
作者：毕研韬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08-7-20

外政策，制订国际标准，改善国家形象。正是因为信息的流动事关“四政”的合法性，弗拉基米尔•阿尔乔莫夫(VladimirArtemov)才警告世人：“信息是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武器，它可用来颠覆政权。”
　　
　　二、解放媒体就是保家卫国
　　
　　英国政治学家JanetNewman曾以集权-分权、秩序-创新为经纬，勾勒出了四种管治模式。“等级制度模式”(hierarchymodel)依赖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合理目标模式”(rationalgoalmodel)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它不再倚重官僚政治权力，而是通过改变刺激的方式来诱导管理目标的行为变化。“开放系统模式”(opensystemsmodel)强调各种网络在施政中的积极作用，注重信息反馈的能动性。“自我管理模式”(self-governancemodel)则欢迎公民和社区在施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强化全社会的整体性和凝聚力。后两种模式旨在提升整个系统的自我管理水平，是建立可持续性管理机制的有效途径。大众传媒在这四种模式中的角色和功能不尽相同。不同的国家会选择不同的“组合模式”。在民主国家，四种模式都会有程度不同的运用；大众传媒被视为“管治伙伴”，用于塑造社会期望、“共同”制订政策，并使政策和行为合法化。
　　
　　而在中国，新闻媒体依然是体制内的管治工具。这一角色定位导致新闻媒体的诸多功能无法正常发挥。譬如，尽管在理论层面上，新闻监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府运行效率、遏制官僚和腐败，但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中，新闻媒体却无法有效发挥对环境的监督功能。
　　
　　中国的新闻媒体报喜不报忧，信息传播侧重于“下达”而忽略“上传”，加上中国的信访系统和其他官民沟通渠道形同虚设，导致中国的部分社会精英和重大事件的当事人被迫转向境外媒体和国际组织反映问题。笔者在欧洲的观察和研究发现，这种所谓的“回旋镖现象”导致中国政府在西方社会的形象受到极大伤害。西方某主流媒体的编辑声称，他们的电子信箱里总是塞满了中国人“告洋状”的邮件。“三人”即能“成虎”，何况是如此多人？就连对儿子疼爱有加、知根知底的曾参之母最后都在传闻的蛊惑下怀疑起自己的亲生儿子，又何况是本来就对中国持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媒体？
　　
　　众所周知，传播者的公信度直接影响传播的效果。由于中国的新闻媒体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导致中国新闻媒体在西方人眼里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这和司法上的采信度原则相同：在同等情况下，当事人亲属的证词远不如非亲属证人的证词采信度高。在西藏问题上，有西方观察家注意到，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实质上存在采信度之争。由于中国媒体具有官方色彩，传播者和传播渠道合而为一，传播合力无法形成，社会共识就难以达成。不仅如此，中国的新闻制度还为西方社会诟病中国人权提供了“口实”。
　　
　　三、解放媒体就是爱党爱民
　　
　　传播学上有个“期望违背理论”（ExpectancyViolationsTheory），是说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总是带着期望。当期望被违背时，人们对信息本身的注意力就会下降，而对导致此违背现象的原因格外关注。当受众对媒体感到失望时，就会转而关注导致媒体“失职”的各种原因。受众对媒体越失望，对限制媒体的各种因素就越不满。传播学上把这种社会心理现象称为“唤起”（arousal）。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根据相互依赖理论（TheoryofInterdependency），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总是寻求最大投资收益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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