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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也有路径依赖
作者:陈江淮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08-1-15

吴炳新,他在其《论当代中国国情下的企业管理》中力主中国国情下的企业管理应该有六大软件和八大硬件,前者包括“鞍钢宪法、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严谨细密、培养四过硬的干部队伍和单位、无情管理和有情管理、加强党的领导”,后者的内容是“充分利用电脑管理、充分发挥监督制约机制的作用、法制管理、集权管理、目标管理和细化管理、定员管理和计件管理、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分级核算管理和责权利挂钩管理”,简直是一个大杂烩。
  
  不言而喻,在实践中这种管理移植肯定不同程度存在不适应性,企业当然也应该有自己特定的制度环境,而不应该仅仅这样子依附于传统,然而这可不是理论上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问题。
  
  快速升起又急速陨落,许多企业的生命犹如流星般的只能闪耀一时,舆论界在探讨这种“短周期论”时大都将矛头指向传统管理资源的局限性。这当然的确也是个问题,其实更大的问题倒不在于是否借用了其他的制度资源,而在于许多企业在成长发展起来以后,依然对传统的家庭资源和个人经验存在严重的依赖性,依然不原意加大制度性投资和管理知识的学习,这恐怕是许多企业最终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
  
  例如,一个年轻的公司必须首先、也只能是着眼于市场,把其主要精力用于规划销售额的迅速增长,其它的问题只能暂时放在一边,但是当产品销售增长的速度到了一定程度,或者说接近高峰时,它必须把主要注意力转向组织结构的改善和优化、转向控制成本和确保利润,否则,逐渐增多的订单将会冲垮成本结构和经营系统,公司随着销售的增加和利润的下降,也将会一败涂地。
  
  加大制度性投资也好,组织结构的改善优化也好,其目的就是要让企业获得自己特定的制度环境,这当然也需要移植,至于方法呢,看来还要请教一下鲁迅先生,他在文章“拿来主义”里这样告诉后人:
  
  “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不仅是文艺,管理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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